“新城市主义”创始人彼得·卡尔索普在接受《南方周末》采访时曾敏锐地感觉到：汽车过度发展引发的忧虑已经触目惊心，并疾呼“汽车如果突飞猛进，会毁了中国的未来”。
在他看来，开车出行不方便、没有地方停、停车越来越昂贵、路面状况糟糕、甚至没有地方可开，汽车已然越来越难以带来更加愉快的体验。
不得不说，他的话触碰到了当下城市的敏感神经，且足以被警示和焦虑。汽车发展带来的副作用，已经超出孤立的个案，它所折射出的“富有的病态”，既有产业大而不强的纠结，也有消费乱象丛生的困惑。
外媒披露，国内每年花费在公务车上的开支超出150亿美元。事实上，实际情况远不止此。前段时间，公众人物韩红就自驾车几度违反交规发表致歉信，遭网民围观，怒斥做作。业界也不消停，建新厂、推新品牌、上市新车，不亦乐乎。如果把这些事件和现象放在一起，就会发现汽车热闹背后其实问题不少。
在发展汽车问题上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汽车产业虽然受制于计划经济严格管控，但“引进、消化吸收国产化，走自我发展”的战略规划还是健康的。尤其是桑塔纳的成功，诠释了汽车作为“第一支柱产业”的实际意义。
进入新世纪，由于汽车业放开，随之也出现了“重复引进”、“汽车跑马圈地”、“第二工厂失控”的乱象，最终演变为一场汽车膨胀的竞赛，导致中国汽车产销世界第一，但让人高兴不起来的隐忧。
在汽车消费领域，现在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就是“车轮上的腐败”，“体制性疾病”给汽车消费蒙上了不健康的阴影。而豪车消费无节制的泛滥，奢靡成风，就连老外都觉得“中国人真有钱”。
在汽车销售领域，以尊贵富华、文化符号、身份标签、地位象征等空泛概念为手段的传播营销充斥媒体和视觉领域。
本来很单纯的汽车消费被人为地复杂化，掺杂了不少文化的粗鄙和精神的糟粕，甚至灌输了不单纯的人生态度。由此产生二奶车、老板车、富二代车、官车、小秘车等别称，招摇过市，以此阶层化，把民生车划为低端车或廉价车等。
于是，汽车消费中的贫富不均、豪车赌气、车改难继等社会问题被激化和升级，汽车再次被推到了舆论风暴的风口浪尖上。
如果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，那么当下城市中的汽车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如果用冯纪忠“所有建筑都应是公民建筑”的观点去衡量的话，现在有多少汽车能称得上是“公民车”？
纵观世界汽车巨头的成功史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都是以生产“公民车”为理念，并以此立身，延续至今。即便在汽车发达国家的今天，公民意识在汽车上的体现也无处不在。而反观当下，我们似乎看不到这一点，或许，面对汽车带来的这个可怕的已知未来，我们对于汽车的认知到了该梳理和思考的时候了。
